映象新闻

科学发现始于反常，只有在反常发现到了一定阶段才会产生危机，如果科学家们对于原来的范式失去信心，那么就会出现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以一种新的范式代替旧的范式，当新范式提出之后，常规科学时期的活动又重新开始了。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要依照地方性法规，参照规章。鉴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是特别重大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建议，这一年的9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作出了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起诉、审判两个犯罪集团案件主犯的决定。

实际上，发生在全国的各类大小案件，并非必须也没有必要由中央机关或者以中央的名义来处理，因为地方的各级法院、检察院都有能力也在经常性地处理这类案件。孟德斯鸠还发现，在古罗马，最初由代表中央权力的国王们掌握刑事案件的审判权，后来执政官继承了这一权力。这项法律许可把危害公民生命的一切命令提请人民公断。如果现在再改革，将地方检察院甚至进一步将地方法院的人事权集中上收到省一级，将来再收归中央，这是不是可能又恢复到1954年的做法，而且将法院的人事管理也与检察院一致起来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审慎权衡与思考的重大问题。按照这个最新版权威词典的解释，事权是指处理事情的权力或者职权，特指各级政府对所属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行使的行政管理权力。

为什么要采取将人事权交给地方管理的组织体制呢？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李六如在对这部法律所做的说明中解释了三个理由。考虑到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将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完全由中央统一管理，尚有一定困难。比较而言，在大陆法系的传统中，法院仅仅具有解决纠纷的职能，而不具有提供正义规则的职能，正义的规则是由主权者提供的，法院只能让当事人在个案中感受到主权者提供的法律规则的正义，而不能独立提供法院的正义。

由此导致原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不仅传统社会中民间权威的调解机制失效了，政法传统中建立起来的单位调解和人民调解也已经失效了，法院成了唯一的纠纷解决机构。由此，调解还是审判？这个问题成为法院诉讼过程中始终面临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帝国的理想始终是国家主义者。正是由于"超大型国家"和"文明型国家"这两个根本的社会事实，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要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真正扎根，要在中国文明传统获得有益的滋养，就不可能走律法中心主义和法院中心主义的法律帝国之道，而必须探索全新的法治发展道路。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政府在资源分配中出现了偏差，失去了公平正义，那么这种偏差也无法通过法院来解决，而只能通过政党来解决。]而在现代社会，由于政府承担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主要职能，这就意味着法治所追求的良好统治或良好的治理的中心在政府，在于政府提供的公共政策。

在这个过程中，党必须发挥依法执政、依法办事、遵纪守法的模范带头作用，以党内法治带动国家法治，使得党规党法与国家律法之间形成有效互动，从而在中国古典礼法传统和现代政法传统的基础上，建设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这意味着法律必须为其他社会规则的运用和作用发挥提供保障。但是，随着法治发展的进程，"执法"慢慢从行政执法这个大概念中脱离出来，集中在"公检法司"这四个机构，与此同时，"司法"这个概念也逐渐从"执法"概念中脱离出来，不但形成"司法"与"执法"并用的局面，而且人们更偏向于适用"司法"这个概念。] 除此之外，"法院中心主义"的精英化逻辑对法院体系本身构成了压力。

在以法院为中心的法治理想中，社会的一切纠纷都应当到法院通过诉讼解决，而且在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中，法院是压倒性的唯一具有权威性的机构。尽管我们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乃是既统一又多元化的体系，但从"法律多元主义"的角度看，在多元化的国家律法体系之外，还有更为广阔的多样化规则体系，包括党规党法、宗教戒律、公共道德、伦理准则、民间习惯、社会风俗等等。从学理上讲，民主与法制包含着内在的冲突，因为民主强调人民群众的积极主动性，甚至鼓励超越法律、创设法律的举动，而法制恰恰强调对人民群众行为的强制约束。] 律法中心主义的法治观与多元主义法治观的争论贯穿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发展，前者体现为主流法理学中的法治观，后者主要体现在法律社会学运动中对民间习惯法的关注。

因此，无论是作为一种法治理论，还是一种建设法治的实践，离开了对党和政府制定公正的公共政策的关注，离开了对公共行政中政策形成的规则、政策纠正的程序和规则以及政策落实的规则等，而仅仅将目光集中在法院上，显然是舍本逐末。法治社会被理解成一个诉讼社会，认为诉讼和官司越多越好，"为权利而斗争"甚至变成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伦理。

正是在借鉴西方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法制"这个概念也慢慢地被"法治"概念所取代，"社会主义法制"变成了"社会主义法治"。而这种冲突迫使中国人必须回答一个问题：面对中国传统文明价值与西方现代法律帝国理念的冲突，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必须从经济、社会和法律的改革，最终变成对中国人文化价值观念的改革？中国传统文明已经从"政制"层面上被废除，是不是意味着还要从"教化"的层面上被革除？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方面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迫使中国的问题已经从经济、社会问题转化为如何保持中国文明主体性的根本问题。

事实上，随着西方福利国家和规制国家的兴起，法治概念也已经从传统的立法和司法转向公共行政，强调公共行政与公民参与。如果我们考察西方文明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法治理想建立在两个基本的社会条件之上：其一、社会面临严重的价值冲突，这种价值冲突的诸神之争局面导致社会陷入战争状态，为了克服战争状态，必须将国家法律作为公共领域的最高权威，而将道德价值转化为私人领域中的事物，从而用法律所代表的道德作为普遍的公共道德。当1990年代大规模的市场经济立法初有成效时，围绕法院展开的司法改革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种精英化的司法改革主要考虑东部发达地区的法院状况，而忽略了司法体系是遍及全国的一个机构网络，精英化的司法改革导致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法院始终面临着法官匮乏的难题。将民主与法制放在一起讲，虽然在理论上充满了辩证，但在实践中无疑有所偏重。因为我们的法治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法治，是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依法审判、公民依法行使的一个整体，是一个多元主义的法治共和国，而不是律法中心主义和法院中心主义的法律帝国。

然而，经验研究表明，联邦最高法院在推动公民权保护方面，所发挥的符号功能远远大于实际作用。党的领导与政府推动应当成为中国法治建设重要发展动力。

甚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虽然经济体制改革、政府体制改革等各个领域中都体现了"依法办事"的法治精神，然而决定中第一次提出"法治中国"却主要论述执法和司法改革，其中司法改革最具有突破性。由此，中国古代的"无讼"理想被普遍批评为缺乏法治的传统社会。

另一方面着眼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注法院，而且关注执政党、政府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既要追求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裁判，也要追求社会主体和公民要依法办事，形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总体格局。[ [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正因为如此，在英美法系传统中，法院始终具有两项职能:首先是提供正义的标准或准则，其次才是解决纠纷。公然违法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群，由此形成了"法不责众"的"破窗效应"，整个社会面临着治理危机。前者鼓励社会关爱和救助，后者主张权利义务明确的职责主义等等。]因此，我们不能把法治意识形态化或神圣化，而必须考虑法律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

无论是婚姻家庭，还是马路救助，法律并没有鼓励人与人相互团结、相互帮助，而是以保护个人权利的名义鼓励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无疑进一步强化了"法院中心主义"的法治观。

如果说我们过往的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更多地关注人大的立法和法院依法独立审判，那么今后关于法治的理论和法治的时间应当更多地关注执政党如何依法执政和政府如何依法行政。法院中心主义的法治观之所以特别强调法院在法治中的中心地位，主要依赖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历史经验。

由此，一方面是大量的纠纷涌入法院，另一方面是法官在总体上的匮乏。在这个方面，毫无疑问，党委和政府发挥着比法院更为重要的职能。

这里的规则就不仅仅指正式的法律，而且包括上述各种非正式法。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尤其是西方文明的冲击、传统道德秩序的瓦解以及社会生活的商业化，特别是在中国从一个传统帝国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法律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成为中国社会实现良好治理的有益工具，新中国的政法传统就是始终将法律看作是社会治理的工具，以实现良好治理的目标。因此，从多元主义法治观看，法院固然重要，但就社会正义的提供来看，远远比不上政府重要，更比不上国家立法和党的政策重要。如果说法治对于当代社会治理有意义，甚至成为一种治理的理想的话，就因为法治能够有助于实现良好的治理，即法治克服了人治可能产生的任意性和专断性，通过法律规则的治理不仅为社会提供了稳定的预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且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提供了空间。

（二）"法院中心主义" "法院中心主义"也是一个理想类型意义上的法治观念，它强调实施法律最主要和最具有权威性的机构就是法院。甚至有研究表明，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规、所有行政法规和规章都是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的。

其一，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内部包含了地理环境、族群、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多样性，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治理必然要采取多样化的治理策略，不可能采取统一的均质化治理模式。由于法治建设中的法院中心主义，导致这些机构在解决社会纠纷问题上缺乏权威性，从而也削弱了它们在纠纷解决的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法律规范与民众的道德观念发生了根本冲突，而"律法中心主义"却从法律所代表的价值出发，将民众的传统道德价值看作是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当社会上大多数纠纷都涌向了法院系统的时候，法院在巨大压力下始终面临"案多人少"问题，法官人数不断扩张可依然不能满足诉讼的要求。